在這股熱潮下，「那顆藥到第幾期了？」、「什麼時候要期中分析？」這些過去被視為莫測高深的新藥研發用詞如今在媒體與網路中堂而皇之地被股市分析師與投資人大量使用：有謂只要「翻牌」Ｐ值<0.05，在台灣就可以拿藥證，或說只要數字夠漂亮，美國食品藥物管理署（FDA）就會免除三期試驗。

市場上充斥許多這些似是而非的說法，不但過度簡化了臨床試驗的數據解讀，也造成新藥公司常流於「一試定終生」的判定，成功就盲目吹捧，未如預期就崩盤殺出，如此心態和認知，不利於台灣生技產業的發展 。

新藥上市前，須循序漸進地執行多個不同目的之臨床試驗，以確保此藥在人體使用上的安全性與對特定疾病的療效。

人體臨床試驗分為三期，一期試驗主要目的是「決定A藥於健康受試者的藥物耐受劑量範圍」，並找出人體能接受A藥的最大可能安全劑量，次要目的為「測量人體藥物動力學參數」，以了解A藥於人體中的表現。

二期試驗主要目的是以三種不同劑量之A藥，短期治療少數X類病人，初步觀察療效、安全性與可能最佳選擇劑量。

第三期臨床試驗主要目的是「以隨機、雙盲、安慰劑做對照組，驗證A藥對X類病人治療的存活率優於安慰劑組」，次要目的是安全性評估。

臨床試驗…注意三大指標

臨床試驗具有以下幾種特性：

首先是療效指標的選擇：療效指標是對受試者反應的評估或測量，可以是定性或定量。受試者對藥物的反應雖可有多個療效指標分析，但一般選定臨床上最有意義的指標（須有實證依據）作為主要療效指標，其餘可列為次要療效指標。

三期試驗是否成功，一般由主要療效指標是否達到統計學上的顯著意義來決定，次要療效指標則可進一步補充說明及支持其療效或安全性。若是主要療效指標未達統計學上顯著意義，基本上不得以達統計學上顯著意義的次要療效指標來取代，或於結論中做任何療效宣稱。此時的試驗結果，僅能做為改善下次試驗設計的參考依據。

臨床有意義的療效指標通常為：受試者活得更好或更久的參數。例如預防再次中風或提升五年存活率等。但要直接觀察或測驗這些臨床指標，有時十分費時（如要追蹤多年）或需要大量病人（如發生率低時），造成執行困難與昂貴的試驗成本。如能找到某一指標和此臨床指標有因果關係，又能於較短期的試驗中，客觀且量化地測量其變化，可大大縮短試驗的時間及花費。但此「因果關係」的建立，必須有明確的資料顯示此替代療效指標和臨床結果不僅「相關」，同時指標數值改變，臨床結果數值亦隨之改變，才可稱為有因果關係。例如延長無疾病進展存活期(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PFS)常可做為總存活期 (overall survival, OS)的替代療效指標。

其次是減少評估偏差：1.嚴格執行組別隨機分配：臨床試驗有對照組時，隨機分配組別可避免因試驗主持人或受試者的主觀選擇組別，造成後續一連串的偏差。

2. 盲性作業：主要目的，乃是避免試驗主持人或受試者因知道治療組別，有意或無意地對療效或安全資料的評估及結果的詮釋產生偏差，尤其是主觀性之療效指標如疼痛或憂鬱程度。單盲指受試者不知道所接受的試驗組別，雙盲則指受試者和試驗主持人兩者皆不知道試驗組別。「吃安慰劑」和「不治療」是極為不同的，當受試者認為他接受有效治療時，就可能主觀的偏向認定藥物療效，因此臨床試驗所觀察到的療效，是藥品的真正療效加上安慰劑效應，這也顯示以安慰劑做對照組及儘量採取盲性作業的重要性。

3.標準化試驗程序、控制干擾因素：臨床試驗和一般醫療最主要的不同，乃是醫師成了「試驗主持人」，病人成了「受試者」，而治療模式不再是因人而異的個人化醫療，而是試驗計畫書所詳細規範的一致性醫療，因此所有可能影響試驗結果的干擾因素，皆應事先詳細規範於計畫書中，如受試者納入／排除標準，療程不可合併用藥之種類，診斷及療效指標測量方式、時間、及判定標準等。

第三是適當的期中及期末解盲統計分析規劃：預先設定試驗主要假說，例如A藥將優於B藥，或A藥將不劣於B藥。

確定主要療效或安全分析群體及其定義，例如意圖治療群體定義為所有隨機分配的受試者，至少用過一劑試驗用藥，且至少接受一次療效指標評估者。各療效及安全指標期末分析使用之統計分析方法（尤其是主要療效指標），要預先確定。

根據試驗主要假說、主要療效指標可能之療效，合理估算樣本數。是否須有期中分析，可預先設定分析時機、提前中止試驗之條件，由獨立數據監測委員會私下解盲保密分析，如試驗結果意外的好或差，可提前中止試驗。

生技新藥公司擁有高獲利的預期與低成功率的藥物開發。其中關於新藥的臨床試驗成功機率、所需的時間與經費（公司最大成本）以及未來預期市場，對投資人評估生技新藥公司的發展與價值極為重要。

正確的認識臨床試驗的設計精神，將有助於對新藥研發的產業價值及成功機率做出正確的評估。

（作者陳恆德是台灣生技整合育成中心醫務長、中央研究院育成中心執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