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訊網訊息 據ft中文網報導，在制藥業每天都宣布最新臨床試驗的大背景下，和黃中國醫藥(600056,股吧)科技(hutchison china meditech)上周宣布已征募病患參加結直腸癌研究的訊息，算不上令人振奮。

但這個訊息反映出，亞洲首富李嘉誠支援的這家醫藥公司正在中國開發的幾種試驗藥物之一又取得新進展。

在倫敦上市的和黃中國醫藥市值僅5.5億英鎊，不會在一夜之間撼動大型制藥商。然而，和黃中國醫藥是中國生命科學行業的一部分，而北京方面希望該行業能成為藥物開發領域的一支力量。

“中國意識到，在制藥業中，重要的是創新。”和黃中國醫藥首席執行官賀雋(christian hogg)表示，“中國已經有一些大型制藥商，但要提升一個層次，它們就必須創新。”

中國已經將加快研發創新藥列為國家重點工作，一方面是為了滿足中國社會不斷增長的健康需求，另一方面是為了挑戰西方制藥商在全球的主導地位。在2011年出臺的“十二五”規劃中，生物產業被列為要大力發展的七大“支柱”產業之一。

在外界看來，迄今沒有多少跡象顯示情況有重大進展。多家大型外資制藥商在中國開設了研發中心，或是有這樣做的計劃，其中包括諾華 (novartis)、輝瑞(pfizer)和強生(johnson & johnson)。但大多數中國本土制藥商仍在生產低附加值的仿制藥，或在為歐美生產的創新藥供應配料。

這將中國置於類似印度的地位上，印度的魯賓(lupin)和蘭伯西(ranbaxy)已成為大型仿制藥生產商，但似乎沒有自行研發高價值藥物的跡象。然而，兩國對待支撐全球制藥行業的專利制度態度不同。

歐美制藥商的產品之所以能開出高價，就是因為有知識產權。印度在知識產權上正在與美國和歐洲制藥商展開較量，而中國沒有對知識產權制度表現出多少異議。分析師和行業高管表示，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出，北京方面希望當中國制藥商開始自行研發創新藥時，中國能成為專利制度的受益者。

多家中國制藥商的第一步，都是與跨國制藥商達成合作。

例如，和黃中國醫藥正在與美國制藥商禮來(eli lilly)合作，開發用於治療結直腸癌的藥物——呋喹替尼(fruquintinib)；它還在與英國制藥商阿斯利康(astrazeneca)合作，研發用於治療腎細胞癌的藥物——沃利替尼(volitinib)。與此同時，總部位於北京的制藥商百濟神州(beigene)正在與德國制藥商默克 (merck)合作開發癌症藥物。

為中國本地和跨國制藥企業提供服務的咨詢顧問喬治•貝德(george baeder)預測，未來3年內，將有逾12種中國發明的新藥投入臨床使用。他說：“屆時，制藥業將不得不承認中國在創新藥研發中的地位。”

中國在醫藥研發方面的潛力在上世紀60年代就表現出來了，當時，北越在跟美國支援的南越打叢林戰，而瘧疾在北越士兵中肆虐，於是毛澤東指令中國軍隊尋找治療瘧疾的藥方。

經過努力，中國人發現了青蒿素——至今仍然是對付瘧疾最重要的武器之一。青蒿素是從黃花蒿莖葉中擷取的，這種植物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是一味中藥，顯示出中國傳統中醫在與現代科技結合方面存在巨大潛力。

然而，直到上世紀90年代、瑞士諾華將一種基於青蒿素的藥物商業化以后，這項中國的創新才得以造福世界。北京方面希望確保未來的發明能更快推向全球市場，而且由中國本土企業全程研發和制造。

一些中國制藥商正在嘗試完成從仿制藥到創新藥的飛躍，先聲藥業(simcere pharmaceuticals)就是其中一家，它最近在南京成立了研發中心。先聲藥業創始人兼董事會主席任晉生表示，資金仍然是個難題。“相比美國政府每年300億美元的基礎藥物研究投入，中國政府每年的投入還不到100億元人民幣（合16億美元），在企業層面上，兩國的差距更大。”

然而，有跡象顯示，這種差異已開始縮小。

咨詢公司麥肯錫(mckinsey)的數據顯示，2007年至2012年期間，中國的生物研發投資規模以每年33%的復合增長率增長，而亞太其他國家的平均增長率是7%。麥肯錫駐香港的張芳寧表示，增加投入已初見成效：中國人在權威生命科學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數量，在2001年至2013年之間增長了 5倍。

技能短缺的障礙也逐漸被克服，中國的大學輸送著一批接一批的年輕科學家，還有許多在西方接受了訓練的中國科學家返回中國。

即便如此，曾任阿斯利康駐中國高管、現任聚焦亞洲的藥物開發商aslan pharmaceuticals首席執行官的卡爾•弗思(carl firth)表示，監管環境仍然嚴峻。他說，在亞洲其他地方，開展早期試驗的難度比中國更低。